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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的澮河岸邊第五章 徐風笑談他去蘇聯

發布時間:2013-09-04 15:51:30 點擊數:1823次
 


    作者:王穎

             第五章     徐風笑談他去蘇聯  

陳良和邵恩賢?著笆斗拿著?頭走在前面,徐風笑扶著徐從基跟在后面,爺四個說著啦著,不大會就從地里回到家里。徐從基躺在當門軟床子上,呻吟說:“唉!我在宿縣、徐州腿都跑彎了,也沒找到清理這孩子,不知他啥時候能回家!”徐風笑的嬸子聽了,心里一陣子悲傷。邵恩賢和陳良又安慰了一陣子,都晌午了,徐風笑和邵恩賢才走出門,回到家里去。

   
 1929年徐風笑在蘇聯學習時的留影

徐風笑和邵恩賢吃罷晌午飯又來到徐從基家里,這時他叔一家人正在吃晌午飯,陳良見大哥大嫂來了,端著碗站起來說:“俺大哥大嫂子,恁都吃過了嗎?”邵恩賢說:“都吃過了。”徐風笑的嬸子接過話茬說:“邵孩子,晌午頭來,我說叫恁倆在這吃,恁說家里有孩子,非要回家吃,看看,恁倆平時都沒干過活,累了半天,真是的,也!”邵恩賢笑著說:“俺嬸子,都是咱自己的活自家的飯,在哪吃都一樣,你老不要見怪!”徐風笑的嬸子轉過臉來高興地對徐從基說:“老頭子,你聽聽,還是城里人,真會說話,叫我老婆子聽了真入耳。”徐從基吃著飯不好意思地招呼著徐風笑、邵恩賢到屋里坐。這時,陳良邊吃飯邊說 :“吃晌午下地點瓜,我和俺大嫂子倆去就管了,反正地里的活又不多了,俺倆逍遙自在的天不黑就干好了。俺大哥就別下地了,在家歇歇陪俺大啦呱吧!”邵恩賢高興地說:“毛玲的娘,你真是一把好手,看,多會安排。”徐從基和徐風笑聽了,都嘿嘿地笑了。吃過飯,邵恩賢跟著陳良下地去了。徐風笑的嬸子唰罷鍋洗了碗來到堂屋對徐風笑說:“大侄子,你和老頭子倆拉呱,我也下地去,看看可能干點啥。”說著,轉身走出院子,關上大門走了。

徐風笑和他叔徐從基啦了一會子家常呱,徐從基轉彎問徐風笑:“大侄子,七、八年沒進家門了,你這個縣委書記在外面混得咋樣,給叔說說。”徐風笑聽得問,抬頭看看他叔臉上的表情是那樣的沉重,不禁有些傷感,這時,叔侄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為什么,兩個共產黨員的淚水都不由人的流了下來。徐風笑并沒有答話,他沉默了一會,從口袋里掏出一支煙遞給他叔,徐從基隨手接過來叼在嘴上,徐風笑又給點著火,自己也隨即點著一支吸了起來。這時他走到院子里,用頂門棍把大門頂上,隨后他又回到堂屋在徐從基的對面坐下,他心情沉重的說:“唉,真是一言難盡啊!”徐從基語重心長地說:“大侄子,我知道你在外面作了難,有啥話你就給我說吧!”

徐風笑抽了一口煙,鎮定地說 :“以前的事我就不說了,就從1928年9月初我從宿縣縣委書記的位置上調到上海由江蘇省委安排工作說起。那年9月,我是從宿縣火車站坐火車經蚌埠到上海浦口火車站下車的。當時江蘇省委的所在地在上海,我到省委報到時,出席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共江蘇省代表還沒有從蘇聯莫斯科返回上海。這時,中共江蘇省委留守人員主要有代理省委書記李富春、負責組織工作的趙容(康生)、負責農村和宣傳工作的何孟雄,還有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徐炳根、上海總工會委員長馬玉夫,另外還有負責工人運動的王克全、負責共青團工作的吳振鵬。中共江蘇省委留守班子通過研究,決定派我去中共法南區任區委委員。當時,是李富春向我宣布這一決定的,隨后趙容(康生)親自把我引薦給中共上海市法南區委。當時劉曉甫是中共法南區委書記,劉錫吾(劉錫五)是區委委員。9月中旬,上海法租界一個姓吳的商業工人被法國士兵殺害。對此,中共江蘇省委決定組織和發動法南區的電車、電燈和自來水公司的工人,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分子殺害中國工人的活動。為統一領導這次斗爭,中共江蘇省委還專門成立了組織和領導工人群眾斗爭的行動委員會。由于這次反帝斗爭主要是在法南區,中共法南區委理應首當其沖。當時,我不顧人生地不熟和各種危險,深入群眾做組織發動工作。由于我是宿縣人,既不會說上海話,也聽不懂上海方言,所以我的活動,很快就被法國巡捕發覺。當時,國民黨蔣介石在上海實行的白色恐怖相當嚴重,早在1927年4月12日始,國民黨在上海就大肆地屠殺和逮捕了一大批革命群眾和共產黨員。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組織部長郭伯和、秘書長韓步先、省委委員黃競西等人被捕,后韓步先叛變革命,陳延年、郭伯和、黃競西英勇就義。7月2日,由于叛徒韓步先的出賣,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后殘遭殺害。1928年2月,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陳喬年、上海總工會委員長鄭復他、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許白昊等,也被國民黨逮捕后殺害。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長江局書記羅亦農在巡視湖南、湖北工作回到上海后,因奸細告密被租界探警逮捕,后被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被殺害。鑒于以上上海嚴重的白色恐怖,當時我在上海隨時隨地都有被捕殺害的危險,為此中共江蘇省委為我的安全問題十分擔憂。在這種情況下,恰巧中共中央發出一個通知,要求全國各省委推薦一批具有一定革命工作經驗的黨、團骨干分子到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中共江蘇省委根據中央通知的要求,決定派我、傅某、李啟耕(李宜春)、許權中和一個從山東來的年輕共產黨員到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時省委指定我為去蘇聯學習的5人小組組長,傅某為副組長。李啟耕,1902年生,他是咱老鄉,宿縣人,1926年冬任國民黨(左派)安徽省臨時省黨部設在武漢的黨務干部學校副校長,他與我和宿縣西五卜的丁曉都是該校中共特別支部的負責人,1927年6月,中共江蘇省委成立不久,李啟耕就被調去任江蘇省委巡視員。許權中是陜西省臨潼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任國民革命軍團長,1926年許權中率部將直系軍閥劉鎮華趕出陜西,1927年2月,他參加籌辦中山軍事政治學校,任總隊長,1928年率部在陜西渭華地區發動武裝起義,將所部改編為工農革命軍,他任總顧問兼騎兵分隊隊長。還有來自山東的年輕的黨員,因為他在我們5個人當中年齡最小,所以后來大家都喊他‘小山東’。當時我們到蘇聯去主要有三條路線可走,第一條路線是我們從上海出發,乘船到海參威,然后再轉乘火車去莫斯科,但這條路線沒有客輪,必須坐去海參威的蘇聯貨船,可貨船不同于貨輪,貨船也沒有定時出發的貨船,同時貨船必須等待裝滿貨物后才能起航,要裝滿貨物也許是十天半個月,甚至時間會更長。省委認為,學校開學在即,學校不能因為部分學員不能按時入學而推遲開學日期,所以省委沒有選擇走這條路線;第二條路線是我們從上海出發,經馬六甲海峽,繞道歐洲,然后乘火車去莫斯科。省委認為,走這條路比較安全,但所花的路費太多,可黨組織一時又不能籌措這么多錢,最后只好放棄走這條路線;第三條路線是我們從上海乘火車到哈爾濱,先找到我黨在哈爾濱的聯絡站,領取去莫斯科的路費,然后在從滿洲里偷越國境到莫斯科的赤塔,最后乘火車去莫斯科。鑒于當前的形勢,省委通過分析認為,由于國民黨實行嚴重的白色恐怖,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就布置在東北各地,反動勢力十分囂張,所以偷越國境,比較危險。最后中共江蘇省委經過反復衡量,認為偷越國境雖然危險,但可通過當地黨組織協助過境,再說走這條路線最近,省時省錢。最后省委決定讓我們走第三條路線去莫斯科。”

說到這里,徐從基打斷了徐風笑的話,高興地說:“大侄子,你能得到咱江蘇省委領導的關心和信任,真不簡單!莫斯科是咱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赤都’,是咱革命導師列寧辦公的地方,省里的領導推薦你去那里留學,能到一個人人向往的地方去讀書,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你可要珍惜呀!”徐從基一邊說一邊望著徐風笑,他看到徐風笑滿臉的愁云,隨即關心的問:“大侄子,你們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可有啥危險?”

“是這樣。”徐風笑慢慢地說下去:“我們一路5個人從上海啟程時,只領了到哈爾濱的路費,從哈爾濱到莫斯科的路費還要到我黨住哈爾濱的聯絡站領取。當時我們從上海浦口火車站坐車經徐州很順利的到達哈爾濱。下了火車,我們感到哈爾濱的天氣格外的寒冷,我們一路5個人,除了副組長傅某外,都是第一次來,所以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新鮮。此時的傅某顯得特別主動,既熱情又勤快,他告訴大家他曾在哈爾濱工作過,并說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他也有熟人,我們聽他這么一說,心里都熱乎乎的。我們在一家旅店住下之后,傅某對我說,這里各方面的情況他都比較熟悉,找聯絡站領取去莫斯科的路費由他一個人去就行了,去人多了,反而會引起敵人探子的注意。我認為他說的有理,也就同意了。傅某從聯絡站回來后對大家說,組織上一下子拿不出足夠的錢,只先領了三個人的路費。當時我問他:‘還要等多長時間能領到另兩人的路費?’傅某說:‘聯絡站的同志沒說具體要等多長時間。’我說:‘大家看這個事情該怎辦呢?’副組長傅某接著對大家說:‘現在的問題是咱們在這里如果等時間長了,錢就都會花在哈爾濱,這樣的話去莫斯科的路費恐怕就不夠了,再說了,人多目標大,恐會引起敵人的注意,給我們的安全帶來威脅。我倒有個建議,咱分兩批去蘇聯,組長徐風笑帶許權中和‘小山東’先走,我和李啟耕兩人留下來,等領了錢咱們在會合,會合地點在蘇聯的赤塔。’副組長傅某說的有條有理,我也沒有絲毫的懷疑,大家完全同意了這個意見。之后,我同許權中和‘小山東’三個人一起沖破敵人的封鎖,千辛萬苦來到了滿洲里,最后,我們在當地黨組織的協助下巧妙的過了國界,來到了蘇聯的赤塔。幾天后,副組長傅某和李啟耕也來到了這里。李啟耕見到我們后,他趁傅某不在的時候就問起了路費的事,當他得知我和許權中、‘小山東’三個人拿到的路費的確比他和傅某倆少的多的時候,李啟耕就對我們仨說,這幾天他和傅某在哈爾濱吃喝花銷很大,當時他問傅某花錢怎么這樣大手大腳的,傅某說他從家里帶來了一些錢,當傅某得知他與哈爾濱聯絡站里的熟人見過面時,顯得很不自在,所以傅某在給他路費時,沒敢少給,之前傅某在給我們三人的路費時,他卻扣留了一部分。‘小山東’聽了氣憤地說:‘真沒想到傅某會貪污路費,我看咱們得開個會,叫他說清楚,把貪污的錢拿出來!’許權中說:‘這事不能就這樣不了了之,這是一個黨性原則問題!’李啟耕說:‘我看這事兒應當依靠黨組織來解決,咱們不如到了學校,四個人湊在一起把這個情況正式寫個材料交到學校,叫領導來處理這件事。’當時我采納了李啟耕的意見。這時,我們四個人正說著話,傅某出門回來了,當他強裝著給沒事一樣與我們說話時,卻遭到大家的冷眼,這時,傅某知道他做的事情已經敗露了。”

說到這里,徐風笑皺著眉頭,對他叔徐從基說:“俺叔,你說,副組長傅某貪污路費,事情是小,我這個被江蘇省委指定的組長是問還是不問?”

徐從基氣憤地說:“咱們共產黨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黨員干部貪污,要是沒人管沒人問,將來革命取得勝利了,咱們共產黨要是執政,怎么去為人民服務?老百姓知道這事,心寒呀!我說這事一定要問!那么,現在你就說說你們到莫斯科后,學校領導是咋處理這事的吧!”





  圖為蘇聯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徐風笑強忍著悲憤,又慢慢地說下去:“我們一行5人從蘇聯的赤塔坐火車到達莫斯科時,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已經開學了。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前身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創建于1925年10月,11月正式開學。當時學校招收的學生是由中國國民黨選拔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派的,學校的任務是為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培養干部,學制為2年,課程有中國通史、中國革命史、社會發展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和軍事學等,老師講課是用俄語配中文翻譯進行。蔣介石、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以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1927年7月16日發出通知,禁止國民黨員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對此,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決定,凡沒有加入中共共產黨或中國共青團組織的國民黨黨員一律遣送回國。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學遂改為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校的任務改為為中國革命培養掌握馬列主義理論干部的共產主義大學,學生所學課程也有變動,所學課程有聯共黨史、列寧主義、黨的建設、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史、世界史、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歷史唯物主義、自然科學、軍事學和工人運動史等。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座落在莫斯科郊外,主樓是一棟三層的建筑,樓內大廳富麗堂皇,有圖書館、餐廳,教室寬敞明亮,這樣好的學習條件使我精神振奮,到校后的第二天,我就和李啟耕一起把我們四人共同寫好的關于傅某貪污路費的材料交給了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黨的支部局,隨后我很快就投入到緊張的學習中去了。

“一天,在上課前,許權中把我和李啟耕、‘小山東’四個人找到一起碰了個面,他對我們說,這幾天傅某天天抽空就往學校支部局辦公室跑。隨后我們幾個人議論開了,是傅某有啥事向支部局說?是支部局看了材料找他談話?還是他曾經說過的學校的那個熟人就在支部局?我們四個人作了各種猜測,最后我說:‘別猜了,咱們上交傅某貪污路費的材料已經好幾天了,抽空我和李啟耕再去支部局一趟,當面和支部局書記說一說。’當天下午,我和李啟耕上完課就去了支部局辦公室。支部局里除了支部局書記是蘇聯人外,還有兩個支部局委員都是中國人,一個是盛中亮(盛岳),另一個就是王明。王明我認識他,可他不認識我。早幾天學校下課,我們在校園里散步,一個同學指著告訴我,那個小矮個老師就是王明。王明原名陳紹禹,1904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王明雖然個頭矮小,但人卻極為聰明,勤奮好學,尤其是記憶力驚人,他從小就閱讀儒家經典,常能背得滾瓜爛熟。他知道,自己長得矮,將來要想出人頭地,只有好好讀書,用知識學問來彌補身高的不足。果然,無論是在省立第三甲種農校,還是在武昌商科大學,他都因成績突出,而引人注目。1925年,王明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這年6月,他被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委員和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11月28日,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里,王明同俞秀松、張聞天(洛浦)、王家祥、伍修權、鄧小平、烏蘭夫、左權和咱宿縣人鄭子瑜等60多人,作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的學生來到莫斯科。在學校學習期間,他被副校長米夫賞識,成為得意門生,并被選為‘學生公社’主席。1927年7月,米夫升任校長,王明被米夫留校任教,并當上了米夫的秘書和翻譯,從而控制著學校支部局。1928年2月,米夫調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中國部主任以后,王明在學校的權勢更大,他與張琴秋(女)、張聞天(洛浦)、陳昌浩、陳原道、秦邦憲(博古)、朱阿根、朱子純(女)、何克全(凱豐)、何子述、夏曦、肖特甫、李竹生、李元杰、孟慶樹(女)、沈澤民、盛中亮(盛岳)、孫濟民、宋泮民、杜作祥(女)、王家祥、王保禮、汪盛獲、王盛榮、王云程、楊尚昆、殷鑒、袁家庸28人,在學校被人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這28人中,只有朱子純(女)是團員,被人稱為半個黨員,所以人稱‘二十八個半’。王明是這‘二十八個半’中的頭頭。

在支部局辦公室,支部局三個人對我和李啟耕的到來,好象有思想準備似的,王明和盛中亮不想多聽我和李啟耕說傅某貪污路費的事,時時打斷我們的話,在用俄語議論著什么,我們剛到蘇聯聽不懂俄語,看表情他們好象是在議論著什么,不象是在向支部局書記做翻譯。當時盛中亮對我們說:‘不用再說了,這些事情你們交上來的材料里都有,我們已經知道了。你們都是江蘇省委選派來的,這事情里面可能有些誤會,只不過你們沒有及時溝通罷了,其實聯絡站籌措的經費有時多有時少,可能是給每批來的每一個人的路費都不一樣。’我說:‘我們5個人同一個地點出發,怎么路費會不一樣呢?支部局可以寫信向哈爾濱聯絡站問一問。’這時,王明問我:‘你可是徐風笑?’我說:‘是的。’你是哪里人?’王明又問。我答:‘安徽人。’王明接著說:‘我也是安徽人,咱都是老鄉,我告訴你,這些事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們之間相互溝通一下解決不就行了,何必那么認真!’我說:‘咱們都是共產黨員,要主持正義,是非分明,傅某貪污路費是原則問題,學校支部局要查清真相,做出處理決定才是。’此時,王明輕蔑的看了我一眼,隨后就用哇啦哇啦的俄語同盛中亮說著什么。之后,盛中亮對我和李啟耕說:‘好吧,你們回去吧,我們再了解一下情況。’當時,我和李啟耕心里都明白,傅某事前已做了工作,因為支部局袒護傅某的態度太明顯了。我和李啟耕從學校支部局辦公室回來后就去找許權中和‘小山東’,俺倆把去支部局的情況給他倆一說,他倆聽了都十分驚訝,都認為傅某事前做了工作,他是一個十分可惡的人。當時,許權中氣得就去找傅某,見著就罵:‘姓傅的,你這個投機取巧的人,誰都騙,就連學校支部局都被你騙了,你不是個人,是畜生,是條狗,你連咱中國的狗都不如!’姓傅的被許權中罵的狗血噴頭,一聲也不吭。

“更為奇怪的是,在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召開的全校大會上,傅某還被支部局指定為學員代表在臺上發言。此時的傅某眉飛色舞,變得趾高氣揚起來,他在談了要怎樣刻苦學習馬列怎樣擁護學校支部局領導的話之后,他還得意忘形地說出這樣的話:‘我到支部局去,有人還罵我是狗,罵我又怎么樣?是狗又怎么樣?我給支部局當狗,心甘情愿!……’看到傅某在臺上一副缺德無賴相,在臺下,不知是誰說了句:‘咱學校的二十八個半,現在又加了一條狗。’這句話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剎時,整個會場全體大嘩。”

徐風笑說到這里,他的兩眼都紅了,眼里邊好象有一團火在燃燒。他氣憤地從口袋里掏出一支煙,點著火,猛吸了兩口,煙霧從鼻孔里噴出來。他咳嗽了兩聲,又接著說:“就在學校召開大會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我在學校校園里碰見了孟慶樹。孟慶樹,1911年12月2日生于安徽省壽縣田家集孟家圍子的一個地主家庭。1926年冬季,我和咱宿縣的陳文甫、趙建五、丁曉、董畏民等人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一起來到武漢‘安徽省黨務干部學校’學習,幾個星期以后,丁曉結識了也在這個學校學習當時還是共青團員的孟慶樹,很快,眉清目秀、身材窈窕的孟慶樹喜歡上了英俊厚道的丁曉,不久,16歲的孟慶樹和丁曉就結婚了,當時,我和在學校當副校長的李啟耕、趙建五、陳文甫、董畏民等幾個宿縣老鄉都前去賀喜,此時我們看到丁曉和孟慶樹這對情侶喜結良緣都感到羨慕,同時也為咱宿縣人感到高興。1927年‘八七會議’以后,我與丁曉、孟慶樹倆人在武漢分手后,丁曉和孟慶樹夫婦于當年11月與吳玉章、林伯渠、陳微明(沙可夫)、陳昌浩、何克全(凱豐)、賀敬之、張克俠、陳伯達、趙一曼、夏曦、葉劍英、賀子珍、劉英、唐儀貞、蔡樹藩還有咱宿縣人馮品三等人一起來到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這天,我和老鄉孟慶樹相見,顯得格外親切,當我向她問起她愛人丁曉的情況時,她心情沉重地告訴我,丁曉現在得了肺病,在醫院里住院,當時我說抽時間到醫院看看丁曉,她點點頭,轉身就走了。就在我和孟慶樹相見后的一個星期天,我和咱宿縣老鄉李啟耕去找孟慶樹一起去醫院看望丁曉,可她卻為難地對俺倆說,前些日子王明要我陪他一起去醫院看望了丁曉,他不但不領情,反而還為這生氣。王明也是咱安徽老鄉,他在咱學校可是個響當當的人物,有權有勢,過去他對我在各方面都很照顧,可丁曉為這還不高興,說什么王明不懷好意。這幾天,我和丁曉老是生氣,今天如我陪你們倆去醫院,他不知當面又會說我什么呢!我不去看他,你們倆去吧,請老鄉不要見怪。我和李啟耕倆看孟慶樹不情愿去,不知她和丁曉夫妻倆之間究竟鬧了啥別扭,最后俺倆也只好單獨到醫院看望丁曉去了。

“丁曉,又名丁景吉、丁曉波、丁云波,是咱安徽省宿縣西五卜人,1903年生,1922年考入上海大學,并在上海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冬,我和丁曉等被黨組織派往武漢‘安徽省黨務干部學校’學習。1927年5月,我和丁曉等人在中共安徽省臨委領導指示下前去安慶執行任務時,不幸在安徽宿松縣被國民黨逮捕,敵人用各種酷刑對我們進行拷問,我們始終都沒有暴露身份,出賣黨的機密,敵人無計可施,便把我們放了。隨后,我和丁曉一起歷盡艱辛又回到武漢,找到了柯慶施。‘八七會議’以后,中共安徽省臨委書記柯慶施任命我擔任中共宿縣臨委書記,于是我就回宿縣了,丁曉和孟慶樹夫婦雙雙被黨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在莫斯科的一所醫院里,我和李啟耕見到了丁曉。我們剛進病房時,只見他面黃肌瘦、有氣無力的樣子睡在病床上,當他看到我和李啟耕時,又驚又喜,他打起精神從床上坐起來和我們打招呼,我們看著眼前的丁曉,已經是面目全非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事先聽孟慶樹說他病得不輕,哪知病魔會把我這個患難與共的戰友折磨成這個樣子,我拉住他的手不禁潸然淚下,這時,丁曉也緊緊抓住我的手,他痛苦地告訴我們說,現在孟慶樹經常和王明在一起,不少人來醫院告訴我,他倆正在談戀愛,當時我還不相信,可是前不久,孟慶樹和王明兩個人單獨來醫院,說是來看看我,當時兩個人當著我的面說說笑笑,王明還明目張膽地對孟慶樹動手動腳的,我看到王明那種下流無賴相,氣得眼淚都流了下來,孟慶樹看看我,二話沒說就走出了病房,王明緊跟幾步也隨著走了。從這以后,我經常的生悶氣,有一天,我咳嗽的還吐了血。我看到丁曉悲傷的樣子,就勸他說:‘你和孟慶樹、王明之間會不會有誤會呢?是不是王明自己有意來制造影響呢?’丁曉說:‘這不會的,如果孟慶樹拒絕王明的追求,他王明怎么會制造影響?記得我和孟慶樹剛到學校不久,擔任學校校長米夫秘書和翻譯的王明就主動找到孟慶樹談話,他問孟慶樹是哪里人,她說是安徽壽縣人,王明說他是安徽六安縣人,六安和壽縣是鄰縣,都在安徽淮河以南,咱是最近的老鄉,今后有什么事,你盡管說,我來幫你。當時孟慶樹看到這個在學校里赫赫有名的王明這樣的關心老鄉,她對他充滿了敬意和羨慕,可她并沒有把這個小矮個王明放在心上。過了兩天,孟慶樹下課回到宿舍,門還沒開,就發現王明跟了過來,隨手遞來一封信,并對孟慶樹說:‘這里面有我寫的一首詩,你給提提意見。’說完扭頭就走了。孟慶樹詫異地打開信封,發現里面是王明寫給她的情書,她又氣惱又好笑。隨后孟慶樹把這些事情都告訴了我,并把情詩拿給我看,我對她說,王明可能不知道你已結了婚,這情有可原,以后有機會你告訴他你已結了婚,這樣他對你就死了這份心思。不久,王明果然又來給孟慶樹送情書,孟慶樹對王明說,你的意思我明白,而我已和丁曉結了婚,你還是把情書交給別的女孩吧!可王明卻自以為是,仍固執地把這情書交給孟慶樹,她打開一看,是王明寫的求愛詩,當時孟慶樹氣得就把這個事告訴了我,我對孟慶樹說,今后咱們對王明這個人要小心,因為他太自私缺德了!后來學校發生了‘江浙同鄉會’事件,王明借助米夫的勢力,采取造謠污陷的手段,把我打為反黨分子,并對我進行人身的迫害,后來是孟慶樹找到王明,撤銷了材料,我才恢復了自由。在那以后,我就得了肺病。王明看我患了病,于是他就公開地向孟慶樹大獻殷勤,不知為什么,愛慕虛榮的孟慶樹同王明的交往日益頻繁起來。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王明在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部主任米夫的安排下,擔任了‘六大’秘書處翻譯科主任。王明為了討得孟慶樹的歡心,同時也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和權力,他還利用米夫要他挑選幾名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黨員學生作為大會工作人員的機會,他指明要當時才是團員的孟慶樹參加大會工作,這引起了很多黨員同學的不滿,卻贏得了孟慶樹的好感。孟慶樹看到王明得到米夫和共產國際的信任,前途無量,于是,她便和我的關系越來越緊張,與王明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病入膏肓的丁曉說到這里,悲憤滿腔,痛苦的淚水奪眶而出。

“過了一會,丁曉還向我和李啟耕介紹了有關學校的一些情況,他說,王明現在有權有勢,仗著米夫的勢力,便有恃無恐,在學校里大搞宗派活動,學校里的‘二十八個半’,王明就是個頭頭,孟慶樹也是其中之一,好多問題,我和孟慶樹的觀點是不一致的。丁曉還告訴我們,學校支部局現在就是被王明這樣一幫俄語說得好、背誦馬列詞句的人掌握著,學校中凡是支持支部局,與支部局走得近乎的人,就能得到重用,凡是對支部局表示不滿的人就要倒霉,不少人就是因此被誣陷打為托派、什么‘江浙同鄉會’的反黨組成分子,他們中間有的坐牢、有的被殺、有的被押送到工廠勞動改造,還有的被逼得自殺含冤而死……我和李啟耕還向丁曉談了他和孟慶樹夫婦到莫斯科學習后我們的一些情況,并向他訴說了傅某貪污路費學校支部局遲遲不予處理的事。丁曉聽了,惱恨地說:‘現在我的病自己清楚,我的時間不多了,我不能幫你們什么,眼下,我能見到家鄉的人也就知足了,我給恁說,王明庇護傅某貪污問題很明顯,王明不是個好人,今后你們可要小心呀!’我們三個老鄉說著啦著,都難過的哭了起來。

“自從我和李啟耕、丁曉三人在醫院見面后不久,丁曉就離開了人間。在異國他鄉的莫斯科公墓,我們心情沉痛地悼念丁曉這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那時,孟慶樹哭得淚流滿面,看樣子她很傷心。我站在一旁對他說:‘丁曉生病住院,你不該再跟王明談戀愛。’孟慶樹哭著說:‘其實我并沒有答應王明什么,只是王明他在一個勁的追我,還有他那一幫子人老是開玩笑,弄得我和王明好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我又說:‘現在丁曉走了,你是不是準備答應王明?’‘不!’孟慶樹堅決的說。于是我就說:‘對,不能答應他,我看王明這個人品質不好。過一段時間,等給丁曉燒了二七紙,我就去找他去!’1929年4月的一天,我找到了王明,就他的所做所為,大罵了他一頓,當月,王明就離開莫斯科回國去了。”

徐風笑忽地站了起來,他通紅的眼睛里泛著淚水,望著叔叔徐從基。徐從基的臉色是那樣的悲傷,氣憤,徐從基被侄子徐風笑所講的王明采取卑鄙手段奪取同志之妻的行為所激怒。他想,在這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赤都”,怎么會有這樣的不平之事?!丁曉這位被中央派去莫斯科學習的優秀共產黨員原來是這樣悲慘的死在了莫斯科。整個屋里沉靜下來,只聽到外面風吹樹葉的沙沙聲。徐風笑沉默了一會又說下去:

“1929年秋,這時離王明回國已有半年了,此時他那個‘二十八個半’宗派小集團與學校絕大多數中國留蘇學生鬧得不可開交,致使學員不能上課。為了平息學校風潮,學校黨的支部局請來了莫斯科區委書記和共產國際的人來學校講話。莫斯科區委書記迫于學校大多數同學的壓力,在講話中不得不承認學校支部局犯了錯誤,可他又把犯錯誤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學員的成分不好,這引起中國留蘇學生的軒然大波。鑒于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負責處理學校風潮。瞿秋白與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部主任米夫之間存在嚴重分歧,他對米夫和王明一伙人在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培植宗派勢力是反對的,因此同情和支持對支部局有意見的學員。為了民主公正的處理好學校風潮,瞿秋白分別召開座談會,聽取雙方的意見。在他召開的學員座談會上,瞿秋白主要是找了最后一批來莫斯科學習的學員,我也被找去參加了座談會,當時心情苦悶的我感到極大的欣慰,文雅謙和的瞿秋白深得我的信任和好感。座談會開得既民主又熱烈,當瞿秋白問我們來學校后的感受時,大家都有秩序踴躍的發言,我們向黨代表敘說著自己內心的感想,發表著自己誠懇的意見。當時,我也在座談會上發了言,我說:‘一個簡單的傅某貪污路費事件,學校支部局拖了一個學期也不處理,就是因為傅某跟支部局的王明等一些人拉關系,搞派別,得到了他們的包庇。支部局的王明為了奪取同志丁曉之妻孟慶樹,散布流言蜚語,采取一系列卑鄙手段,破壞丁曉和孟慶樹夫妻之間的感情,王明還利用職權迫害丁曉,致使丁曉得病住院,其間,王明還帶著丁曉的妻子孟慶樹去醫院玩弄丁曉,丁曉連病加氣,死在了醫院。這個支部局沒有什么是非公道可言,順者皆是,不順者皆不是。我知道黨員應該依靠組織,可是這樣一個支部局叫我們怎么依靠?!’我們在發言的時候,瞿秋白認真地一邊聽一邊記,最后他對我們說:‘你們學校鬧得不能學習,支部局是要負責任的。聯共黨中央已經作了結論,是你們學校的支部局犯了嚴重的不能容忍的錯誤。聯共中央說你們學校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學員成分不好,但是今天我要說的是學員成分不好這個責任不能全由中共中央來負,因為過去招收的學員有一部分是校長米夫到中國與各省聯系自己招來的,你們的成分是好的,是有實際斗爭經驗的,中央要對你們負責到底!如果學校解散不能學習的話,我們要負責把你們送回國……’我們聽了瞿秋白的講話,如同上了一場政治課,到會的每一個人心里都熱乎乎的。很快,在瞿秋白的努力下,經過多方面耐心細致的工作,學校風潮平息了。”

“瞿秋白真是黨的好干部,咱們的貼心人!”徐從基沉悶的臉上,馬上露出了笑容。

過了一會,徐從基又擔心的問徐風笑:“大侄子,那你參加了瞿秋白召開的座談會,揭露了王明包庇貪污分子和他奪取咱宿縣老鄉丁曉的妻子孟慶樹的丑事,同時又談了對學校支部局的不滿,你說說,后來你可受到什么打擊?”

“當時,我只做到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事,并沒有考慮到個人的得失。”徐風笑慢慢地說下去:“就在學校風潮平息之后不久,整個蘇聯根據斯大林的旨意開展了大規模的清黨運動。清黨的主要對象是托派,但在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開展的是一場停課大清黨,所有的學員都要被審查,一個一個的清,每個人都要說清自己,都要接受大家的質詢和揭發,這時我覺得傅某貪污路費的問題該是到了解決的時候了。此時我認為,學校支部局不應該是非不分,偏袒有問題有錯誤的學員,在這次清黨運動中,支部局在傅某貪污路費的問題上必須拿出一個正確公道的結論。學校清黨是分組進行的,我和傅某、李啟耕、許權中、‘小山東’等人分到一個組,傅某被安排在最前面進行。在傅某‘過關’的那一天,先是許權中被學校清黨委員會臨時調去整理材料,后學校支部局又把李啟耕找去談話。之后,清黨會才開。清黨會上規定,先由個人談自己的歷史和現實表現,然后由大家再揭發批判,每人的發言不得超過5分鐘。傅某說完后,我對李啟耕說:‘你先說說他在哈爾濱的表現,然后我們再說。’那知李啟耕竟然說:‘算了,你們說吧,我就不說了。’這時,我唰地站了起來:‘我和傅某一行5人是從上海出發經過哈爾濱來到這里的,我給他提幾個問題……’我剛開個頭,會議主持人就毫不客氣地打斷了我的話:‘簡單點!’這時,會場上響起了一聲刺耳的口哨聲,隨后屋內人聲嘈雜。等屋內恢復平靜后,我又繼續說下去,這時,又有人在跺地板,一時屋內木地板發出的咚咚聲使整個屋內亂極了,人們聽不清我在說什么。等屋內再一次恢復平靜后,我硬著頭皮又繼續說,這時又有人在大聲喊:‘你說的啥,聽不懂!聽不懂!’隨即屋內又是一片混亂,盡管如此,我還是要把傅某貪污路費的事說出來,正說著,會議主持人說:‘你的發言時間到了。’看到這種情況,這時,‘小山東’站了起來。他大聲說著傅某貪污路費的事,這時屋內又響起此起彼伏的口哨聲、咚咚的跺地板聲和喊叫聲,此時整個會場亂作一團,盡管如此,小山東仍在不停地說著傅某貪污路費的事,可是屋內的噪音太大,誰也聽不清他說的是什么。時間一到,屋內又恢復了平靜,就這樣,傅某就輕易的蒙混過關了。事后我才知道,原來清黨會上的一切都是學校支部局事先安排好的。凡是平時緊跟支部局的那些人,他們就用這種辦法保護他過關,那些吹口哨跺地板的人都是支部局內部小圈子里的人。許權中這個重要的人顯然是被臨時有意調離了現場,可是李啟耕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最先揭發傅某貪污的人,也是積極主張向組織反應問題的人,為什么支部局找他談話后,在清黨會上,對傅某什么都不說了呢?一時我百思不得其解。后來我找到李啟耕就問:‘支部局找你談話,都說了些啥?’他只是說:‘沒什么,他們了解情況。’我意識到,問題并不是那么簡單,那可能是支部局找李啟耕至關重要的一次談話。我恍然感到自己好象被人捉弄的感覺。隨后,我又質問李啟耕:‘在清黨會上,你為什么不愿向大家說明傅某貪污路費的事實?你的原則性哪里去了?’任憑我怎么問,李啟耕只是搖搖頭,什么也不說。學校的清黨運動繼續進行著。在清黨運動中可以看出,許多人的結論都是支部局事先就定了調子的,清黨會只不過是個必要的過場。很明顯,學校小集團掌權的那些人是借清黨運動清除一切反對支部局和對支部局不滿的人。那時我不時的聽到和看到認識的人和不認識的人在清黨中成了‘托派分子’、‘托派嫌疑分子’、‘反黨分子’、‘右傾分子’……這些分子有的被送到工廠勞動改造,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服勞役,有的自殺了,有的被抓走了,有的逃跑了,整個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校園被恐怖的陰云籠罩著,很多學員惶惶不可終日。當時我認為,雖然支部局在清黨運動中明顯的保護親者壓制疏者,可其中定有被支部局冤枉的人,再說學員的情況也的確復雜,也不排除一些敵對分子混入學校,此時各種‘反動分子’這么多,不知誰是真的誰是假的,因此我不敢隨便與人說話,恐怕自己在清黨中被打成什么反動分子。在那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從沒有過的迷惘、壓抑、苦悶和孤獨。在清黨運動中,清到我的時候,程序出乎意料的簡單。我把自己的革命斗爭經歷簡要的陳述完畢,主持人看沒有人揭發提問,于是就對我說:‘你參加了無原則的派別斗爭,學校支部局給你記黨內警告處分一次。’這話讓我聽了莫名其妙,遂問:‘我參加了什么無原則的派別斗爭?’主持人問我:‘你可參加了瞿秋白召開的‘宗派’會議?’我說:‘我是參加了他召開的座談會,座談會怎么能說成是‘宗派’會議?’主持人說:‘哼,那就是你參加了無原則的派別斗爭!’這個場面我在國內從沒見過,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黨內派別斗爭。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不知不覺上了陣線,參加了斗爭,挨了打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正是因為我參加了瞿秋白召開的這個座談會,我才成為公開反對王明及其宗派集團的對立人物。不過,我的立場的確是站在中共代表團這邊的。在我心里,王明那幾個大翻譯不過是比我們多吃了幾年面包,俄文學得好一些,可是他們對中國革命沒有做過一天的實際工作,就想取中共中央而代之,我在思想感情上輕視他們。”

說到這里,徐從基打斷了徐風笑的話,難過地說:“大侄子,聽你這么一說,當叔的知道你在國外受了委屈,那我來問你,你在學校清黨中,因參加瞿秋白召開的座談會,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這對你以后的工作可有啥影響?”

徐風笑心情沉重地說:“俺叔,對你說吧,我在蘇聯一共學習了兩年,1931年春,我背著‘黨內警告處分’的黑鍋從莫斯科輾轉回到了上海,根據中央的指示,我的工作由江蘇省委安排。上海的初春,天氣很冷,針刺般的北風,從黃浦江的冰面上吹來,凍得我發抖。當時,我在一家小旅館住著,天天盼著組織上來人談話,可半個月過去了,沒有人來,一個月過去了,仍沒有人來。我在苦苦地盼望著,是春天,差不多是夏天了。一天,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云來了。我走上前去,雙手握住他的手,眼淚不禁流了下來,陳云關心地對我說:‘風笑同志,讓你苦等了!’我說:‘沒什么。’隨后,我搬個凳子請他坐下。他問了我的情況后,對我說,現在咱們江蘇省的省委書記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兼任。1929年4月,王明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滬西區委、滬東區委、《紅旗報》編輯部、中央宣傳部和全國總工會等部門工作。王明在回國前,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打電話給中共中央,指示要對王明的工作給予妥善安排。可是,中共中央仍堅持原來的規定,凡從蘇聯回國的留學生,由于他們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一律先安排到基層工作鍛煉。然后根據他們在基層的工作表現,再考慮調到中央或地方領導機關工作。據此,王明先被派到上海滬西區委做宣傳工作,后又被調到工廠林立的滬東區委任中共滬東區委宣傳干事。在王明看來,中央這樣安排他的工作,簡直把共產國際很為器重的人才冷落起來,是有才不用,或大材小用。因此王明在工作中采取消極態度。1930年春,恰巧,丁曉的妻子孟慶樹從莫斯科回國,她被分配到上海滬東區委做婦女工作。此時,王明便來到孟慶樹身邊同她拉起兩人在莫斯科的關系,由于王明對分配到基層工作不滿,于是他就把整個心思都放在追孟慶樹身上,為此他因完不成區委安排的工作任務經常受到領導的批評。孟慶樹看到小矮個王明原來是這個樣子的沒有出息,猛然,她又想起死在莫斯科的愛人丁曉,她心里亂極了,于是她開始有意疏遠王明。可王明對孟慶樹卻緊追不舍,不斷登門來訪,這引起孟慶樹的反感。隨后,孟慶樹毅然退掉住房,搬到區婦委會朱秀英處同住,故意躲避王明的糾纏,決心與他分手。這時,王明并不知道孟慶樹已經搬了家,等他再一次來找孟慶樹時,卻已是人去樓空。不久,王明便調離了滬東區。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舉行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志著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占據了統治地位。1930年7月9日,中央機關人員政治討論會召開,李立三主持會議,力圖貫徹6月11日決議。王明等人發表了不同意見,王明還當場掏出馬列經典著作和共產國際決議,擺在桌子上,咬文嚼字,學院式地與李立三展開一場爭論。李立三十分惱火,當場批駁了王明的教條主義,批評王明等人的非組織觀念和宗派活動,隨后又給王明戴上‘右’派的帽子,撤銷他中宣部秘書職務,并給予六個月留黨察看處分,最后下放到江蘇省委宣傳部當一名干事。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是李維漢,省委宣傳部部長是夏采曦,秘書是李初梨。1930年7月下旬,王明來到李初梨處報到,就任干事工作。李初梨安排他住在上海閘北橫濱路一帶的省委機關。當時,上海單身男子容易引起敵特的注意,并難以找到房子。于是李初梨就給王明找了個假妻子做掩護。當時,配給王明做‘妻子’的同志叫易堅,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校長易培基的親侄女。后來王明與易堅因工作與生活不和分了‘家’。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負責人米夫抵達上海,王明借助米夫的關系,通過其他留蘇歸國同志的渠道,在10月底預先于中共中央得知共產國際批評六屆三中全會的消息,隨后,王明乘機公開打起‘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他和博古(秦邦憲)等串聯并鼓動一部分黨員反對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徹底改造中央領導機關。1930年10月的一天,王明突然得知孟慶樹在7月30日不幸被捕被關押在上海龍華監獄的消息,他當時既焦急又高興,認為向孟慶樹求婚的機會來了,于是王明便來到安徽壽縣田家集孟家圍子孟慶樹的家,把孟慶樹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告訴她的家人,隨后,孟慶樹的二叔孟涵之隨同王明一起趕到上海,王明陪同孟涵之冒著危險于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三次去龍華監獄探望孟慶樹。在上海,由于孟慶樹的二叔孟涵之認識上海某些國民黨的官員,于是他就積極活動,采取請客送禮等方法疏通各方面的關系,全力營救孟慶樹,1930年11月22日,孟慶樹終于被釋放。孟慶樹出獄后的當天,王明就帶著禮品前來求婚,當她聽王明說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負責人米夫來到上海時,孟慶樹的眼睛一亮,認為器重王明的貴人來了,王明該出人頭地了,于是愛慕虛榮的孟慶樹背叛了前夫丁曉,答應了小個子王明的求婚。1930年11月23日,也就是孟慶樹出獄后的第二天,王明和孟慶樹閃電式的在上海結了婚。1930年12月16日,在米夫的壓力下,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來對王明等人因進行宗派活動所受處分的決議。1930年12月23日,也就是王明同孟慶樹結婚一個整月的日子,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當上了江南省委代理書記,12月25日,王明又當上了江南省委書記。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22人,列席會議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團中央、全總黨團等單位的代表15人。米夫參加了會議。會上,向忠發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報告;米夫代表共產國際遠東局作結論。會上不斷發生激烈的爭論,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組織手段控制會議的進行。王明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極力宣揚他會前寫出的《兩條路線》的觀點,指責六屆三中全會繼續‘立三路線’,點名批判瞿秋白,宣稱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徹底地改造黨。會議通過《四中全會決議案》,最后按照米夫以遠東局名義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議定的名單,補選了中央委員和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李維漢、賀昌退出中央委員會,增補王明、沈澤民、夏曦等九人為中央委員;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選王明、任弼時、陳郁、劉少奇、王克全五人為政治局委員。1931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政治局成員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選等問題,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常委會主席由向忠發擔任。會上,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王明為侯補常委。周恩來提議:王明仍應做江南省委書記。隨后,中共江南省委改組為江蘇省委,省委書記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兼任。為了貫徹共產國際的意圖和四中全會的決議,米夫現駐留上海,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由王明所操縱。王明奪取中央領導權以后,他借口改造黨的組織,打擊和排擠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特別是反對過他的人,并把江蘇省作為他貫徹‘左’傾教條主義方針的實驗基地。

“陳云認真細致地向我介紹了王明的有關情況,接著又向我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隨后,陳云對我說:‘鑒于當前的形勢,按照王明的指示,根據你的情況,組織上安排你到安徽淮南煤礦去搞黨的地下工作。’我說:‘去找誰聯系?’‘你去了之后自己先干礦工,站穩腳跟之后,可以先在工人中間開展工作,然后組織上再派人同你聯系。’陳云難為情地說。當時我想,組織上安排我到白區搞地下工作,又不把白區地下黨的組織關系告訴我,這不是給我出難題嗎?顯然這是王明在有意地對我進行打擊報復,霎時,滿腔的熱血涌上我的心頭。當時我轉念又一想,陳云部長是代表組織來找我談話的,安排工作不是他個人的意見,我要耐著性,不能當著他的面發火。于是我沉思了一下,就說:‘我從沒去過淮南,人生地不熟的,語言又不通,我去了那里怎能找到工作?陳部長,你看能不能還是安排我在上海工作?’‘現在的形勢這么復雜,組織上在上海能給你安排一個什么工作呢?’陳云同情地說。當時我想,上海是黨中央的所在地,只要留在上海就不會脫離黨組織,于是我就說:‘什么工作都行,組織上看我能做點什么就做點什么。’陳云深情地望著我,考慮了一會,對我說:‘這樣吧,現在組織上經費困難,就不再發給你生活費了,你自己先到社會上去找職業,找好后,根據情況,組織上再派人找你聯系。’當時,我看到陳云也有難言之隱,覺得他代表組織這樣安排,也出于無奈,我意識到王明這個心胸狹窄的宗派主義者,當然不會寬容我。現在的中央當權者有意打擊我已成事實,此時提出什么樣的想法和要求都毫無意義,唯有干出成績來才能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誠,于是我服從了安排。開始還好,經老鄉介紹,在法租界金神甫路勤業女校當了個教員,沒有工資只給飯吃,這條件雖然苛刻了一些,可總算有了立足之地。不久,中共江蘇省委派一位姓黃的同志前來同我聯系,他交代我的任務是在勤業女校建立一個黨的聯絡站,就是把前來聯系的人通過我再介紹給他,他每周來一到二次接頭。我認為,事情雖然簡單,但這是黨的工作,非常重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小心謹慎地接待著每一位前來聯系的人,在工作中不敢有絲毫的疏忽,我想,將來等著有一天取得領導的重任后會接受更多的工作。可是這項工作并沒有持續多久。一天,姓黃的同志來告訴我,這里的情況復雜,聯絡站容易暴露,現在必須搬家。可是,當我按照指示搬走之后,不知何故那位姓黃的同志卻再也沒有露面。我失去了組織關系,丟掉了飯碗,搬到了一家又臟又破的小旅店。我到典當行當了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一點值錢的衣物來付房租,當時因手里緊,就連吃飯都成了問題。1931年8月,就在我找不到工作、吃住都成問題的情況下,在大街上,我碰到了趙西凡。趙西凡,原名趙宗喆,字錫藩,后改為西凡(意為宿縣西一個平凡的人,以誡驕傲),安徽宿縣百善西南前趙營村人,1902年9月生,1923年,他在安徽蕪湖讀書時,經江善夫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上半年入黨,他的哥哥趙建五、三弟趙宗禮在他的影響下,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趙西凡入黨后,他就在宿縣臨渙、百善一帶同朱務平、徐風笑、劉之武等共產黨人一起在家鄉鬧革命。1930年7月,他在江蘇省軍委書記李碩勛的指揮下,參與領導了安徽著名的胡樓、徐樓、葉劉湖暴動,暴動失敗后,趙西凡便來到安徽宿蒙邊界的親戚家過了幾個月,當時,他與組織失去聯系,在家又無法隱蔽,之后他又來到了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尋找黨組織。1931年夏,趙西凡通過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老鄉趙建寅在上海找到了黨組織。當時,和趙西凡接頭的是一位姓李的同志,他是南陽人,學生派頭,他向趙西凡問了一些情況,便回去了。后來,又經過調查和考驗,李同志相信他的確是因為參加家鄉暴動而流落到上海的共產黨員。從此,趙西凡開始在黨組織的指示下工作,任務都是李同志向他布置,無論是組織工人開會、散發傳單,還是參加飛行集會等,趙西凡總是認真地去完成,深得黨組織的信任。

“我跟著趙西凡來到他的住處——上海楊浦路小菜市場附近的一間破舊屋。身在異鄉,我們兩個老戰友相逢,有說不完的話,敘不完的情。俺倆相互訴說著這幾年離別后的情形,不禁都流下了淚水。當趙西凡聽我說眼下連吃住都成了問題時,他看著眼前如此落魄的我,豪爽地對我說:‘這沒關系,搬到我這里住,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看到眼前的一切,覺得他在上海生活上也不好,于是就說:‘這怎么忍心給你添麻煩呢!’趙西凡說:‘你這說的就外了,都是自己人,我在上海雖然條件差了些,但我的家境比較好,總還能得到家里的一些接濟。’我沒有再說別的,隨后我就搬到他這里住了。不幾天,趙西凡又介紹我到陳老五開的燒餅店做小工,原來陳老五是咱宿縣臨渙集人,過去都相互認識,他見到我分外的高興。就在我搬到趙西凡住處不久,我突然得了一場大病,趙西凡看我病的厲害,于是他就把自己能賣的東西都賣了,總共賣了5塊錢,之后他隨即把我送到楊浦路附近的教會醫院,救了我一命。不幾天,我病好以后,就去咱臨渙人開的燒餅店里干活去了。一天,我從燒餅店回到住處,恰巧碰到了一位年輕人在趙西凡那里,等那人走后,我問趙西凡:‘這是誰?’趙西凡說:‘是個工人,姓李。’那位年輕人顯然對我也是注意到了,他下次再來就問趙西凡:‘那天來的是什么人?’趙西凡把他對我所了解的情況向那位姓李的年輕人詳細作了介紹,姓李的年輕人很疑惑地說:‘你這個老鄉徐風笑可有啥問題?現在上海這個地方很復雜,你對他可要注意啊!’當他再一次來時就明確地對趙西凡說:‘關于你這個老鄉徐風笑的情況,我已向中共江蘇省委進行了報告,現新任省委書記王云程又特向中央領導王明作了匯報,聽說你這個老鄉徐風笑是個‘托派嫌疑分子’,現省委派你負責調查他的‘托派嫌疑’問題。’趙西凡聽了很驚訝。在他的心目中,‘托派嫌疑分子’就是反黨分子,他不相信我這個經過考驗的老黨員會是反黨分子。趙西凡接受任務以后,心想,既然省委這樣要求,那就想盡一切辦法調查唄!當時,我與趙西凡住在一起,所以我的一言一行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他想盡了辦法也得不到一點情況。當趙西凡把否定我‘托派嫌疑’的調查報告遞上去以后,趙西凡再也見不到那位年輕的小李同志了。開始一段時間,趙西凡感到莫名其妙,以為小李出了啥事,還為他擔心。可是,時間一長,趙西凡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與黨組織聯系的渠道被掐斷了。事后不久,趙西凡把以上的事情都告訴了我,我內疚地對他說:‘西凡,你為我受連累了。’趙西凡很平淡地說:‘這沒什么,咱們共產黨人做事要講原則,只要做事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咱就問心無愧了。’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以此為借口,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隨后,日軍侵占沈陽、鞍山、撫順、長春、海城等20多個城市及其周邊廣大地區,到11月,遼寧、吉林、黑龍江東北三省基本淪陷。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又發動對上海閘北區的進攻。蔡廷鍇、蔣光鼎率領的第十九路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紛紛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救護隊協助作戰,護理傷員,捐獻慰勞金和慰勞品。全國各地民眾和海外華僑僅捐給第十九路軍的款項達700余萬元。中國共產黨通過上海黨組織發動群眾,支援前線。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成立的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在這一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持下,第十九路軍和隨后參戰的以張治中為軍長的第五軍部分官兵,不顧武器裝備和兵員數量遠不如日軍等種種困難,發揚頑強戰斗、不怕犧牲的愛國精神,堅持抵抗一個多月,取得重大戰果。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發生后,上海的抗日高潮大漲,當時,我聽說有個安徽同鄉在上海組織武裝抗日,就趕快去了。那是以封建的哥老會形式組織起來的一支武裝隊伍,為了抗日救國,我也參加了結拜兄弟喝雞血酒盟誓的儀式。可就在1932年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鑒訂不久,由于國民黨蔣介石對許多地方的群眾抗日活動進行壓制和取締,這個組織沒過多久就解散了。后來,我又到上海新生工廠做工。在做工的時候,我與工人交談,聊生活,聊形勢,也聊理想,試圖在工人中間開展工運,但由于工廠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是臨時工,發現他們中間有的今天在一起明天就分開了,所以注定什么活動都干不成。1934年春,我在上海街頭意外碰見了在莫斯科學習的同學吳公冕。當時吳公冕在中央軍委工作,我向他反映了自己回國后的處境,他聽后十分同情,隨后他就安排我到他那里工作。重新找到了黨組織,并能在吳公冕直接領導下工作,我分外珍惜。后來,中央軍委的吳公冕安排我兩次的工作都是搞暴動。第一次是我與另一位同志一起到浙江四安鎮搞暴動,當時,我們到四安鎮以后,看見有人頭掛在鎮內街頭小河的橋欄桿上,隨后,我們就同這里的黨組織進行了聯系,結果也聯系不上,我們意識到這里的黨組織遭到了破壞,隨后請示吳公冕,他命我們返回上海。第二次吳公冕派我去浙江組織和領導溫州地區的武裝暴動。我到溫州后,就和這里的黨組織一起籌備槍支彈藥,組織暴動隊伍。經商定,我們的暴動時間定為半夜2點,哪知暴動的消息泄漏,結果敵人在夜里10點就來了個全城戒嚴,致使溫州暴動未能按計劃舉行,我被迫躲在城里的一所學校里隱蔽。過了幾天,溫州的戒嚴解除,我在當地黨組織的幫助下,躲避了敵人的搜捕,從溫州城逃出來,躲在城外的一所大廟里住了幾十天。后來,我帶著一箱子黨的機密材料來到上海碼頭,把它交給了一個約定暗號為右手一直摸著從上數第二個扣子的接頭人員。之后,在上海我沒有找到吳公冕。后來,我在上海報紙上看到吳公冕被國民黨逮捕殺害的消息。”

徐風笑說到這里,徐從基插話說:“大侄子,那以后的情況又怎樣呢?”徐風笑說:“從這以后,我再次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1934年7月,就在我生活上無著落,精神上痛苦地時候,邵恩賢帶著小徐舒來到了我的身邊,她娘倆的到來,給我精神上帶來了極大的安慰。1935年夏,我和邵恩賢、趙西凡三個人在上海用計擺脫了叛徒趙樂山的糾纏。后來,邵恩賢又為我生下‘英特兒’這孩子,今年春天,我和邵恩賢一起在尋找黨組織無望的情況下,帶著兩個孩子從上海回到了家。……”

徐風笑在屋里正說著話,忽聽大門外有人在喊:“風笑,風笑,開開門!”徐風笑一聽是邵恩賢的聲音,出去開門一看,原來是邵恩賢、弟媳婦陳良和他嬸子一起從地里干活回來了。

這時已經是傍晚了,五光十色的晚霞,把半個天空都織成了發光的錦緞。常溝岸邊的楊樹林,在春風的吹拂下,閃爍著深藍色的光。


  本文作者王穎與徐風笑之子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徐志堅在一起

                       

皖北煤電恒源股份五溝煤礦 協辦

礦長 李建 黨委書記 孫昱



本欄目由 中共宿州市埇橋區委黨史研究室、淮北市濉溪縣科學技術協會特約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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